核心发现：2026年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数据显示，东部省份仍占外资流入绝对主体（占比超80%），但中西部增速显著高于东部。四川、重庆、湖北、陕西等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增长超20%。外资来源地结构呈现多元化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投资占比持续提升。

理论分析：外资区位选择理论经历了从“成本导向”到“市场导向”再到“制度导向”的演进。当前，制度质量对外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力已超过传统成本因素，特别是对研发中心、区域总部等高端功能环节。中西部外资增速提升可从“制度追赶”和“市场梯度转移”两个维度解释：一方面，中西部在自贸试验区建设、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落实等方面取得进展；另一方面，东部市场饱和度和成本上升促使外资进行梯度转移。然而，外资流入的“隐形壁垒”仍然存在—部分领域通过国家安全审查、数据本地化要求、行业准入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实现“名义开放、实际限制”。

政策启示：提升投资环境国际化水平，核心在于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—包括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、探索跨境数据流动“白名单”管理、完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、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。中西部省份应抓住全球供应链重构窗口期，以制度型开放提升外资吸引力，而非简单复制东部早期的“政策洼地”模式。